《我的西門小故事》包含兩個很難處理的電影主題:自傳式電影以及用電影講電影。

看「自傳式\傳記式」電影的時候,我總是疑心病很重的猜測某一段劇情一定誇大了、某一個角色一定美化了。因為人總是不可避免的要為自己說好話,保護一下自己形象,這是人心。而且這是一部給大眾看的電影,不是什麼私密日記,“誠實”不是最必要的,因此我一直認為不用期待在這種「自傳式\傳記式」電影中看到什麼真實或歷史,但是反過來說。既然無法看到真正的你,我為什麼要去看一部關於你的電影?

「用電影講電影」則是一不小心會變成抱怨文或爆料文(而且還很長),好笑是好笑,像港片《低俗喜劇》或者美國電影《大製騙家》(Bowfinger),可是笑完了還不就這樣,片廠(電影公司)還是繼續用他財大氣粗的金牙閃死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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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只要電影有包含這上述這兩個主題其中之一,通常我都會繞道而行。
這次會去看把這兩個主題都包進來的電影《我的西門小故事》,一開始是因為認識導演尚若白(Jean-Robert THOMANN),就抱持著支持朋友的心情而走進戲院,已經做好會被雷的準備,想不到電影不但一點都不雷,反而給了我一次有趣的觀影經驗。

《我的西門小故事》沒有「誠實」的問題、也沒有「抱怨文」的問題。
要解釋它為什麼沒有那樣這樣的問題,必需從導演的創作歷程開始講起。

千禧年前後,尚若白因為廖瓊枝老師的歌仔戲表演,拍了他人生第一部執導的紀錄片,開始跟台灣結下不解的紀錄片之緣。《廖瓊枝戲夢巴黎》是廖瓊枝老師帶薪傳歌仔戲團赴法國演出的實況以及生活點滴,在影片裡我們看到廖老師帶著團員在花都的公園,唱歌仔戲給法國人聽 。之後,尚若白每隔一陣子就會法國台灣兩地跑,攝製了幾部大大小小的紀錄片,並在這段其間認識了很多台灣的表演團體與樂團。

2006年 出品的《奇蹟之後》(Après le miracle),內容講述1950年代大約有10萬個台灣人(多數是原住民原住民)皈依基督教,這現象被一些人稱為「台灣奇蹟」,本片回溯台灣社會的現代化起源以及其中轉換的條件。2007年他在法國完成一部《那年夏天在亞維儂》(Un été à Avignon)紀錄片,詳實拍下台灣劇場表演團體於亞維儂藝術節外圍(Avignon OFF)的台前表演與幕後戮力。隔年,他記錄當年總統大選選戰實況,做成一部法文名為"Taiwan 2008, paroles de campagne"(中文大概意思為:2008空話大決戰)的紀錄片。 其後,比較台北與巴黎兩地城市單車政策並用風趣的形式凸顯使用者心聲的《台北巴黎單車萬歲》在2009年誕生了。2012年的《春秋掌中》(Taiwan et ses marionettes)深入探訪幾乎要被台灣主流社會給遺忘的戲偶操偶師,例如布袋戲大師陳錫煌,或者台灣(應該是唯一)的傀儡戲劇團『錦飛鳳-傀儡戲劇團』團長薛熒源師傅。《野鬼假期 》(Les vacances des fantômes)拍下2013年雲林虎尾中元節各種活動、儀式以及被普渡的先人還有動物的魂魄,主角就是傳統普渡中那些放暑假的孤魂野鬼們。 2014出品的《那魯灣》(Naluwan)主角是桑布伊、雲力思、胡德夫這三位臺灣原住民歌手,導演記錄他們三位動人的音樂歌聲以及他們為傳承傳統文化所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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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導演自己的說法,16 年來他已經完成了19  部紀錄片,其中有15 部是跟台灣有關。

這些作品集看起來是如此的多元豐富,有許多人窮極一生都不可能拍到19 部紀錄片,但對一個有滿腔故事想要講的導演來說,這樣的經歷與作品量卻是遠遠不夠多,他還需要一直拍一直拍一直講一直講,把他認識的台灣記錄下來。
可是有一天他發現,拍片竟然越來越困難。

因為不管在法國或是在台灣,電影創作者都在面臨獨立製片越來越難生存的現實,其實認真說起來這是很奇怪的現實,因為明明拍片門檻越來越低:攝影機越來越小、剪接設備越來越精簡、器材費用也越來越便宜,(台灣)政府也比以前更注重文化發展,但是卻還是有很多導演找不到經費好好拍一部電影。

2013年,尚若白的一部歌舞鬼片劇本《鎂瑜》拿到了法國電影中心的部分補助,但一部歌舞鬼片需要的製作費金額比較龐大,導演與製作公司在台法兩地都找不到其他的資金來源,他的法國製片人告訴他,可能要先拍一部規模比較小的劇情電影,才能有Credit為《鎂瑜》吸引投資方。而等了將近三年的導演,經歷了人生低潮後,竟然決定放手一搏,在沒有任何合作或補助的狀況下,拿出自己僅有的財產,拍了這部《我的西門小故事》。

結果我們在《我的西門小故事》中可以看到導演的創作軌跡: 他喜歡的台式音樂「夾子樂隊」<七彩霓虹燈>、「濁水溪公社」<現今的社會>、還有原住民歌手以莉.高露Ilid Kaolo以及音樂家音樂家連珮如的琵琶配二胡,好像在呼應他曾拍攝過的樂者紀錄片《在坎城的好客樂隊》、《那魯灣》。此外,片中導演一陣茫然失魂落魄的走進一座傳統廟宇虔誠祈禱,則可以看成是《野鬼假期 》、《守護南方澳的聖母媽祖》內化回創作者的養分,當然不要忘記導演永遠都不會背叛的代步工具--單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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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過去各個紀錄片的吉光片羽出現在電影裡,《我的西門小故事》最特別的地方還是在於一個電影創作者用虛構的劇情片(Fiction)去記錄(Record)自己的生命紀錄(Document)。

當然,導演想要表現的並不是Docudrama或是Semidocumentary、Mockumentary這種高深的玩意,只是當電影與他的生活平行(就真的是人生谷底才放手一搏拍這部講一個谷底導演的故事的電影),當他的生活全心在這部講述自己谷底的電影(導演還做了一個三明治廣告人的道具,自己戴上這個道具,穿梭在大街小巷各大影城),沒有人會懷疑電影裡的劇情是虛構的,相信每個看過的人都會對這個帶賽導演致上深深的同情跟敬意,但這明明是一部Fiction Film。

反過來說,電影確實又有一些戲劇化的段落,例如在小酒館裡導演跟朋友說自己正在構思一部台詞都是用唱的方式演出的電影,導演講著講著就唱了起來,然後電影裡的群眾演員也突然一起高歌;又或者導演遇到一個愛跳肚皮舞的女孩,那女孩上一刻還穿著一般的服裝,下一刻突然穿著肚皮舞衣在西門町跳舞 。這些當然是虛構的段落,也不會有人認為它是真實的,即使我們相信這部電影是導演自導自演自己的人生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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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覺得很有趣嗎?

另外我想說的是,我很佩服導演沒刻意誇大自己的困境、也不避諱自己的怯懦。劇中,他提到的一些“賽事”,例如:拖了快一年卻還沒有下文的政府補助、談定卻突然取消的案子,都是輕輕一筆帶過。前文說過,這類的電影常常會淪為抱怨/爆料文,但很明顯,這不是尚若白拍這部電影的初衷。他還在電影裡放了許多畫面是關於西門町巷弄內切水果的、洗番薯、賣便當的還有路上時薪八百塊的舉牌工人甚至是街友,只因他瞭解每個人的生活都不容易,導演有導演的不容易,舉牌工人也有舉牌工人的不容易。這樣的視野,我自己在之前同類形的電影中沒有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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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西門町的兩段女子奇遇,則更使我們瞭解導演的心境。一個不尊重電影、喜歡玩樂,帶著導演去那種“做黑的”卡拉OK店唱歌划拳喝酒;另外一個則是猶豫要不要因為結婚就放棄自己夢想的業餘肚皮舞舞者。我們好像看到導演內心的兩個小人在互相打架,一個想放棄了,用酒精還有意亂情迷麻醉自己;一個卻在鏡頭前自在跳著她鍾愛的肚皮舞,堅持理想。每個人都有懦弱的時候,低潮的時候或許縱情聲色是一種最容易的逃避方式,端看天亮之後,誰能面對現實,誰又消失無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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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景心境」是我給法國新浪朝導演安妮華達 (Agnès Varda)的“紀錄片”《沙灘上的安妮》(Les Plages d'Agnès)的觀影心得結語,請容許我再一次用在尚若白的“劇情片” 上,因為在西門町以及台北各個角落的風景中,我們確實看到了導演的心境變化。

我非常喜歡這部電影的結局,賽到了谷底,一夜絕望之後天亮了,導演在頂著大太陽奮力騎車上山,陽光、坡道、單車,然後他想到了下部影片的拍攝主題,他打電話給昨晚剛認識的肚皮舞女孩。
黑夜裡女孩勇敢跳舞,導演勇敢喊出Action,不管未來如何,最少這一刻他們還繼續在追夢。夢想不是別人給你,夢想是奶油桶裡的老鼠,想要達到目標就不能停下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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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覺得生活是一場溫水煮青蛙,趕快來看《我的西門小故事》,也許會給你用什麼姿勢跳出大鍋的靈感。當然,也有可能跳到另外一鍋滾水就是了。

每個人的可以追夢,只要你敢跳、只要你敢喊那聲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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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 請買兩隻大象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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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列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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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假面騎士
  • 明明拍片門檻越來越低:攝影機越來越小、剪街設備越來越精簡、器材費用也越來越便宜,(台灣)政府也比以前更注重文化發展,但是卻還是有很多導演找不到經費來好好拍一部電影

    說到心坎裡去了,我們用單眼相機加GO PRO 還有高價位手機,就能剪出不錯的影片,可是想拍超過一小時的影片,就算找來的人都不用給片酬,但再怎麼壓低預算,都不是我們負擔的起的費用,可是其實我們的預算已經低到離譜
  • 賀軍翔,不好意思現在才發現有留言。嗯啊,拍個30分鐘的短片,光是製作費就不少。
    其實你們那個短片真的不錯,可以再稍微調整一下(弄些假掰色調)參加現在臺灣很多所謂微電影的比賽,說不定可以有獎金喔。

    冰麒麟似不象 於 2016/10/27 09:31 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