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氣越來越冷了，患有「早上無論怎樣都爬不起來的病」的我這幾天病情愈發嚴重。
前幾日又賴床沒趕上平常搭的火車班次，因為下一班大概還要再等20分鐘，索性就在候車室坐下來吃早餐。
吃到第六口蛋餅，旁邊的空位突然坐下一個人，並開口跟我問話。雖然夾蛋餅的筷子還“吐”在嘴巴裡，不過警戒心一項很高的我已經順勢斜眼一看—一位東南亞籍女子正一臉小心翼翼用英文問我會不會說英文？我漠然的點點頭（筷子依然“吐”在嘴巴裡），她接著解釋說她跟她sister(我假定是妹妹)在台北車站走散了（我家這站離台北車站約莫30分鐘車程），但她手機沒電無法聯絡，想要跟我借手機。我把嘴裡的那口蛋餅吞下去，放下筷子默默拿出我的手機遞給她，並幫她用我的臉書帳號找到她妹的臉書帳號，然後私訊給他妹妹。
可能因為臉書不是好友的私訊並不會主動跳出，所以5分鐘過去了，她妹妹並沒有回信。
這時我已經吃完我的蛋餅，奶茶也喝了一半，我瞄了一眼候車室牆上的電子鐘，這個動作被她看見，她問我是否要離開了？我跟她說再五分鐘（手還很老派的比了一個五）。
突然，我想到了顧玉玲。
如果是顧玉玲在這裡一定不會這樣。
曾經她為了幫一位已經回國的移工結清銀行戶頭的錢，不惜在分行大廳跟行員槓上。而我，號稱讀了她的著作《我們》、《回家》而大受感動的這個人，竟然在這一刻冷漠地告訴她「妳還有五分鐘！」，我為這樣的自己感到羞愧。
5分鐘到了，她很有禮貌地把手機還給我。
不過火車時刻表還有公司的打卡鐘已經不在我這個上午的計畫範圍，我決定陪著她。
問她要不要去找警察幫忙，她猶豫了一下，終於點點頭。然後我突然醒悟，其實我只要幫她借到IPHONE的充電線就好啦（前20分鐘我是在白痴什麼？），結果我帶著她去問警察又去問服務中心，竟然都沒有人有IPHONE的充電線（我一直以為IPHONE是個很普遍的手機啊啊啊）。後來厚著臉皮去問售票窗口，年輕的售票員找了老半天，本來也沒找到，這時另外一個窗口的年長售票員指示他打開某個抽屜 ，翻出一條白色的充電線，這位售票員還非常可愛的跟我強調「這是我們同仁私人的喔」～“～。
帶著這條得來不易的充電線，我跟她來到車站的ＵＳＢ充電區，當電接上的那一刻她哭了T_T，緊緊的抱著我，我用我僅有的英文跟她說「Don’t worry , take it easy」（聽起來好像業配文），要她先聯絡人。在等待她妹妹回訊的同時，我問她是哪裡人，接著我們就用Google翻譯-英文-印尼文-中文溝通，我一直到這一刻才知道原來「她很害怕」。
不知道什麼原因，她妹妹一直沒有回訊，她很焦慮卻跟我說「你先走沒關係」（這句是用中文講滴），我翻來覆去也是那幾句英文「Don’t worry , take it easy, i can waiting for you」。又過了將近20分鐘，他妹妹終於回訊了（謝天謝地～Thanks God～Thanks Google）說自己快要到我們所在的車站了，我跟她都鬆了一口氣，我去車站外跑了三家便利商店，終於找到IPHONE的充電線（我一直以為IPHONE是個很普遍的手機啊啊啊）買一條送她（我應該一開始就想到用買的比較快啊啊啊啊）。把借來的充電線還給售票員，與她互相加了LINE，知道她叫DIANA。告訴她有什麼問題隨時call我（還很老派的用手比一個六在耳朵旁邊搖一搖）。我剛上車沒多久，就接到DIANA的訊息說跟她妹妹碰頭了，並且不斷地謝謝我。
寫下這段生活記事，不是要說自己多善良多會幫助人云云。而是在這整個過程裡，除了顧玉玲，我也慢慢想到我自己。如果是我自己在一個語言不通的地方跟家人走散，我會希望自己如何被幫助？
又想到如果今天求助我的是一位白人，甚至是日本人、韓國人，我又會怎麼做？
越是想這些，我就越心驚，其實我距離理想性，還有10萬8千里。
目前我唯一能做的是“不要幫助他們”，因為當我們說“幫助”的時候，我們似乎是在某種程度的自我滿足，在自我滿足後面，會不會也希望彼此都有某種姿態？（這話題太複雜請先讓我就此打住）。我還是用最基本的「我希望別人怎麼對待/看待我，然後我盡量用這個假想對待/看待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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