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小的時候我就知道香港有一座大嶼山，島上的年輕少女會搭船到旺角來找表哥；我也知道香港的公共電話亭不僅可以播電話，還可以接電話，偶而它會在午夜時分發出清脆的鈴聲，但是再也不會有人接起來。
看到警察，我會大喊「Good morning Sir 」；一度我統稱報紙社會版那些殺人越貨的歹徒為「大圈仔」。還有一陣子超流行帶著墨鏡叼著牙籤冷冷的說「我不當大哥很久了」。
當然，我從來沒有當過大哥，只有很白痴的跟同學比賽誰裝殭屍的時候膝蓋不會彎。
1949年中國赤化之後，大批的上海電影人攜帶著機器、見識、人材渡海來到香港，經歷過粵語片、華語片激烈競爭；左派、右派的相互傾軋，造就了有東方好萊塢之稱的香港影壇。而上海電影《神女》(1934 吳永剛導演 阮玲玉)，《馬路天使》(1937 袁牧之導演 周旋)、《十字街頭》(1937 沈西苓導演) 《慈母曲》(1937 朱石麟導演)，《一江春水向東流》(1947 蔡楚生導演)，以及多數香港影評人讚譽為中國影史上最佳經典電影的《小城之春》(1948 費穆導演)，則變成了歷史名詞。
很好玩的是，一開始看香港人講普通話，好像是很自然的事情，甚至一群香港小學生唱起台語歌「天黑黑」也沒人覺得奇怪。(《仙樂飄飄》張之亮1995)，石班瑜配音的周星馳比星爺本人更為觀眾所熟悉。
後來，突然開始有粵語版的港片上映，有一陣子還有粵語版/國語版兩種電影可以選擇(《無間道》)，再後來，又突然的，電影怎麼重新配普通話?還一口標準的京片子。這時，我才意識到，香港電影以及香港電影文化，已經在這10年之間漸漸消失殆盡了。
2005年，陳可辛以《如果.愛》投石問路，之後的不管是《投名狀》(陳可辛)、《赤壁》(吳宇森)、《墨攻》(張之亮)、《葉問》(葉偉信)、《姨媽的後現代生活》(許鞍華)、《女人不壞》(徐克)，甚至幾乎是Nonsense的《機器俠》(劉鎮偉)也都充滿了濃濃的大陸味。也就是說，不論是大製作或是小成本電影，去掉港味，攻佔內地市場，幾乎成了香港電影導演們不可避免的單行道。
杜琪峰2005年的作品《黑社會》被內地發行商擅自刪減了10幾分鐘，並且將片名改為《龍城歲月》，有了這個不愉快的經驗，他幾乎放棄內地市場，陸續拍攝或監製屬於香港這個城市的《以和為貴》、《文雀》、《跟蹤》等影片，雖然其中也試探性的完成了帶點大陸味道的愛情電影《蝴蝶飛》，但依然可以把他視為因為少數還在香港奮鬥的電影導演。不過香港電影消失的速度，不是靠他或是爾冬陞就可以力挽狂瀾的，即便他試著走向澳門甚至是法國，試著找出另外一個出口。
出口能否通行？還不知道。
一九八四年中英簽訂聯合宣言，確定九七回歸，反映在許多電影中的是移民潮與恐慌心態，沈殿霞、董彪主演的《富貴逼人》系列；還有張堅庭執導的《表姐你好》系列，以及描寫大陸匪徒的《省港奇兵》，或是更早之前許鞍華的《投奔怒海》。
九七，是一個很奇怪的字眼，他是年份 也是動詞 也是形容詞。九七之前，每個人，不只是香港人，好像全世界的華人，總是把九七掛在嘴邊，但是只有香港電影，能拍出真正的九七視角。
然後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在煙花特別多的這一天，香港人民迎接回歸。
然後，開始有歌手唱起「我們都是中國人」，或是有導演拍攝一口京片子的主旋律電影。
這一天之後，我突然覺得，九七沒有過去，他好像反而變成是一種等待。
在愛情中等待過的人都知道那種感覺，不管是等待變心的人回心轉意，還是是等待暗戀的人對你告白，從一開始的滿懷希望到懷疑到失望到喃喃自語到憤怒再到無所謂。
香港市民好像在憤怒之後，開始無所謂了，香港電影也是。
和平的國家沒有歷史，和平的國家會有文化嗎？
香港市民還在等待九七，即便已經過去了12年，但是這一天好像還沒有到，而且永遠不會過期。
現在我深深的擔心，台灣以及台灣電影會直接跳到無所謂這個階段。
後記：我所說的並不是一種政治的立場，而是那種奇妙的命運安排，一如文章開頭說到的港片配音問題之反覆。杜琪峰的第一部影片《碧水寒山奪命金》(1980)也是香港第一部到大陸取景的電影，但是如今他是少數留在香港的導演。又或者許鞍華的《投奔怒海》(1982)是一部左派電影公司投資的電影，但是他卻在影片中描述共產黨的表裡不一與殘暴，最後還落得內地與台灣都禁止上映的下場。
而文化的消失，或許就跟張國榮、梅豔芳、黃霑、標淑、大傻的離去一樣，或是上海電影的殞落一樣，也是一種命運的安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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